但是柯夫子审定的这本教材，另外两个老头倒没挑毛病，不是说它很完美，而是都认为它很适用且很有必要。
说了这么多，这份教材的具体内容究竟是什么？
、谈孝慈
几里国的教材，当然是为了满足几里国的需要，在实际培训中，它是与另一部教材配套使用的，就是夏尔最早的十篇演讲。其教学目的之一，就是解释夏尔为什么要那样说。
这既是文化启蒙，也是东国口语入门。
那十篇演讲分别是《我是夏尔》、《机会就是希望》、《我们的克林区》、《不能再愚昧》、《劳动创造世界》、《共建美好家园》、《谁是我们的朋友》、《团结就是力量》、《新的每一天》、《命运的主人》。
教材必须非常简单，简单到让相当一部分的几里国人都能理解，就可以想象它有多么浅显了。它分析所有问题的基础，都来源于开篇介绍“忠恕”这两个概念。
牛以平已经看过这份教材，所有才会问华真行是儒家弟子吗？
所谓“忠”，中心，中念第四声，就是“己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”；所谓“恕”，如心，就是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。
这两句话很好解释，也很容易听懂，前者主要说应该提倡什么，关乎道德，后者主要说应该禁止什么，关乎法律，两者又可以交叉印证。
由此，当人们面对纷繁世事，就有了最朴素的价值观标准。
沈四书在编写的教材的时候，开篇还介绍了很多儒学概念，包括各种儒家道德标准，但是都被柯夫子删掉了，或者挪到了最后当成“超纲内容”介绍，开篇只留了这么两条。
它就像几何学中的公设，不仅推导出了教材中的整个伦理体系，居然还能解释政治、经济、法律等诸方面的秩序原则。
这不是一部儒学著作，而是一本社会培训教材，通篇只有不到六万字，先告诉人们两个简单的立论，然后以立论为基础解释新联盟的政策，哪怕是“不能随地大小便”这样的小事。
你自己也不希望出门一不小心就踩着翔吧，那就不要随地飞翔。这一句话就能说清楚，说清楚之后才能成为制定社会管理规范的依据。
有人又要说了，我的确认识到了这一点，可是实在很急的时候附近没找到厕所。这就涉及到如何解决问题了，进而成为推动公共决策的依据。
最早克林区搞卫生运动的时候，每个街区都要建公共厕所，按居民人数设计蹲位数量。
不要觉得可笑，上述内容都在教材中，这部教材还不是让学生自己看的，因为他们大多还不识字，而是教师上课时用于讲解的。
用同样的论证方式，也能推导出为何不能偷窃、不能抢劫、不能杀人……
再比如说为什么要孝敬父母、礼待他人，其实就是“己欲立而立人、己欲达而达人”的一句注解——“所求乎子，以事父”。
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期望中，你期望子女怎么对待你，你就这么去对待父母。其实这样的伦理要求，在当今的几里国社会已经超纲了，因为很多孩子都找不到父亲。
但是你至少要知道，怎么去对待母亲吧？哪怕是做给自己的孩子看。而且相对高尚的伦理要求，通常都应该是超出现状的，代表了一种社会理想。
找不到父母的人，也希望自己能有父母，特别是希望从小能得到父母很好的照顾。那么在尽可能美好且合理的设想中，假如有父母，希望他们怎么对待自己，现实中就怎么去对待子女。
这就是东国传统文化中的“孝慈”。
孝慈是后天立论，相当于“定理”，而忠恕是先天立论，相当于“公设”。孝慈体系可以由忠恕原则推导出来，进而还可以阐释“敬天祭祖”等种种传统文化现象。
不同的时代背景下，孝慈的具体表现形式不同。在东国历史上的某些时期，对孝慈的形式要求发展得越来越教条化、宗法化，渐渐带着腐朽的特性。
人们应该去批判这些教条化、宗法化的孝慈要求，它们甚至只是以孝慈之名维护某种腐朽的法统，已经是对孝慈本质的反动。
当代东国人在批判历史上以孝慈为名的宗法教条时，其实潜意识中的价值判断、所采用的论证方法，都是指出这些宗法教条的虚伪性，认为它们并不能代表真正的孝慈。
人们并没有批判孝慈本身，也没有推翻上述的立论过程，除了别有用心的文化与社会颠覆者，绝大部分人的出发点，也并非以不慈不孝为美德。
比如柯夫子有一次看见，沈四书自作聪明给曼曼讲东国清代编的《弟子规》，他老人家就很生气，当场把沈四书骂了一顿，不许他再教，但几里国的学校同样也需要《学生守则》。
几里国没有东国宗法时代的历史，所以新联盟的这份教材，介绍的只是慈孝的本意与缘起。
原本柯夫子想删掉这部分内容，认为它对大部分学员而言太深了，不适合当成入门教育，这份教材必须非常精简，相关内容可以在的提高班教材中再学习。
可是沈四书好不容易都写出来了，舍不得删，强烈要求保留，于是精简之后放到了教材的最后，当成课堂上的引申、提高内容。
假如一上来直接就讲《子丘论语》，无论它是否“腐朽落后”，那更是超纲的不能再超纲了，大部分几里国学员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