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371节
，顺带而已。地方上有豪强，采风官员不报，是采风官员失职。地方有豪强，采风官员只报豪强，也是采风官员的失职。”
陈与义苦笑：“这样高的要求，现在的官员肯定是不行的。”
王宵猎道：“现在官员的能力不行，那就一点一点提高，总有一天会行的。最怕的，是官员的能力不是一天一天提高，而是一天比一天更差。本来官员能力就不行，再一天一天差下去，那还了的！”
陈与义道：“一天比一天差是常态，一天比一天好的情况少见。”
王宵猎点了点头：“是啊，确实是这样的。如果一天比一天还差，都成常态了，这样的政权还想长治久安吗？”
过了一会，王宵猎又道：“新安的事情麻烦在这里。如果因为一个采风官员的报告，我们就大规模处理，那么以后官员对待采风官员的时候，态度就会有变化。不会像现在这样，张棣到县里，一个人找旅馆，官员完全不帮忙。也任他在县里采访，完全不干涉。我们怎么样避免这样的状况，是个难题。”
陈与义道：“这种事情，只怕很难避免。”
王宵猎道：“但是一个县里这样，总不能不管。这样吧，宣抚司派个干办去，显得我们重视。怎么处理，我们慢慢总结经验。其实这种事情，难的是怎么管，由谁来管。我们也没有经验，只有一步一步走了。”
陈与义道：“宣抚找我商量，其实我的脑子里也是一团浆糊，以前没有想过。以后要想清楚了，这种事情确实不是一下子就能搞清楚的。”
王宵猎点头：“是啊，看着简单，其实很难的。”
如何处理新安县，看着好像很简单，其实牵涉到的问题非常多。
作为宣抚使，王宵猎如果一知道了这种情，就驳然大怒，甚至派个专人去处理，是不合格的。这种事情对于地方是常规，不是只有新安一个县如此。你处理了新安县，别的地方怎么办？知道一个地方就派一个专人去处理？那么这些专人就会形成一个衙门，适不适合就成问题了。
首先要解决的，是由哪个衙门来管。是由行政系统的上级，也就河南府来管，还是由宣抚司来管。如果由河南府来管，就是知道了此事，作为宣抚使的王宵猎对行政系进行小小的警告。如果由宣抚司来管，就是王宵猎认为这不是行政系统的一个小小的失误，而是一个系统性的问题。
这间有非常大的差别，虽然王宵猎是宣抚使兼知河南府，下面的官员却不是兼任的。
其次要解决的，是怎么处理的问题。是简单直接的把新安知县免职，把莫员外抓起来重判，还是把事情分析清楚之后再处理，有很大区别。前者是当作一个偶然事件，后者则是当作普遍事件。
偶然事件有偶然事件的处理方法，普通事件则完全不同。不但是处理新安县，还要形成一套方法，一套有效的处理措施，给其他地方参考。
作为宣抚使，王宵猎需要考虑清楚这件事情的性质，处理的轻重，基本的原则，形成一整套处理措施。而不是听到这件事情，觉得不对，派个人去把官员裁撤了。
我不一样
送走了陈与义，王宵猎步出官厅，在院子里慢慢踱步。
已是初夏，花大多都谢了，桃、李、杏都挂满了青色的果实。石榴花开得正艳，小石榴也露出了影子。
池子里的荷花开了，从一片翠绿中窜出一朵粉色的花来，迎风轻轻摇曳。几只红晴蜓在花间飞舞，不时落在荷花的苞上，在上面一动也不动。
王宵猎走到梧桐树下坐下来，静静地看着院子里的景色，静静沉思。
从《诗经》到汉乐府，诗歌里表现民间喜怒哀乐的内容越来越少，直至发展成为上层文人的一种文学体裁。这说明了什么？说明了民间的诗歌艺术性在降低，也说明了上层社会越来越不重视。艺术降低有很多原因，如因为语言的演变，上层与下层隔阂越来越大，等等，上层不重视下层，才是让人忧心的。
就像一个家庭，父亲在外打拼，承担各种压力，为了生活拼博。回到家里以后，虽然也有其乐融融的画面，但也有对孩子的打骂。这个时候，母亲护住孩子，但是一句许也不说，是不行的。这相当于鼓励父亲，让基变本加厉。母亲保护孩子，除了把孩子护住之外，还要有对父亲的大声斥责。
民间诗歌，或者是其他的类似艺术形式，就是人民母亲对官府父亲的声音。这个声音，有时候是斥责，有时候是赞美。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，斥责的声音尤其要注意。
中国的传统，往往把掌权者比喻为父亲，把人民比喻为孩子，把国比喻成家。一个家，不能只有父亲和孩子，还应该有母亲的声音。民歌、小调这些民间的娱乐，很多时候就是母亲的声音。
汉语里，国经常被称为国家。把国看作一个家，不应该只是用来规范人民，也要规范掌权者。
关于国和家的认识，中国和西方是不同的。这种不同，不只是仅仅是用词的不同，而是会影响到政治、社会的方方面面。把这些问题理清楚，更让人有清醒的政治认识。
人类文明，从大的方面来说，就是人如何认识自然、如何认识自身，从而正确对待、管理、应用的问题。
辛亥革命之后，中国文人渐渐形成了一种思想，认为社会是单向进步的，后来的一定比原先的先进，西方的一定比东方的先进。这种思想是不对的。应该说，在那个时候，西方文明比东方文明选进。但在历史上，并不是这样。
从文明的进步来讲，西方的哲学并不是支撑西方科学进步的源头。反而是在科学发展过程中，不断地冲破哲学思想的束缚。如果抱着比较学习的态度，西方思想是应该有取舍的。
西方哲学与中国思想，并不是可以简单比较的。哲学和思想是两个概念，应该区别对待。
如果把人类思想分为两个部分，一是对自然的思考，一是对人类本身的思考，这两个部分也是不同步的。自然方面来讲，西方哲学并没有回答。而对西方哲学推崇备至的人，也主要是因为西方在自然科学方面的成就。
如果把文明认为是人类对自身的认识，那么西方哲学，在文明上面的成就大约相当于中国的唐宋时期。康德和黑格尔的地位，应该类比于中国的陆九渊和朱熹，类比老子和孔子就不合适了。所以黑格尔评论孔子，是不同层次的人强行点评人物，他理解不了孔子，评论也荒唐可笑。
如果西方哲学有一个另类，那就应该是大胡子了。不过大胡子开了一个头，西方并没有接着发展下去。
所以说研究哲学，或者在中国研究思想，要走过时光的尽头，去看一看他们最开始的在哪里。砝码是人类制造出来认识世界的，研究世界的，所以用砝码做比喻比较合适。对于一个哲学家，或者思想家，都应该问一问，砝码有多重。标的重量与实际重量不相符，是砝码错了，还是标的错了。
西方哲学家，不管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，他们的思想受上帝的制约。一直到现在，没有西方思想家能够冲破这种制约，不管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，不管是赞成的还是反对的。如果一定要强行对比中国文明史，西方康德、黑格尔、孟德斯鸠、卢梭、笛卡尔等人可以类比唐宋诸儒，萨特可以类比王阳明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，大约如此。他们具体的思想或许不同，但其实有脉络可寻。
中国有五千年文明，五千年文明难道都活到狗身上去了？时间是文明认识的必要条件，想跳过没有那么简单。纵然有一两个超凡脱俗的人物出现，也覆盖不到普罗大众。因为你说什么，他们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