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129节

啊！”

苏轼笑道：“这是有前提条件的，就是男子想要休妻，且又找不到‘七出’的理由，故而可以以分家财的条件去休妻。”

那公子问道：“为何要这么改？”

苏轼回答道：“这是因为有诸多案例，证明有些丈夫想要休妻，但又找不到妻子七出的理由，就只能虐待妻子，逼迫其与自己和离。

基于这一点，立法会就考虑，允许丈夫在妻子未有发生‘七出’的情况下，单方面提出休妻，但是要支付三成的家财，以及每月给予一定的赡养费，确保妻子能够生存下去。同时，妻子也有资格要求丈夫刊登文章，说明是他主动提出的，并非是自己不收妇道，保留自己的名声。

但是，在‘三不去’的情况下，其中只有一种情况改为允许休妻，就是前贫贱后富贵，但是在这种情况下，丈夫要休妻，是必须支付一半的家财，其余两种情况，丈夫还是不允许休妻的。”

这七出，就是“不顺父母，无子，淫，妒，有恶疾，多言，窃盗”，妻子犯了任何一条，丈夫都可以休妻。

而三不去，就是有所娶无所归，与更三年丧，前贫贱后富贵，原本在这三种情况下，是不允许休妻的。

但是现在最后一种，改为是被允许的。

就是因为有很多案例，丈夫通过折磨妻子，逼着她跟自己离婚，人性就是如此丑陋，法律就只能改为，你实在要休也是可以的，可以通过分家财，支付赡养费来休。

理由当然是妻子的生存能力不如男人。

这决定权还是在丈夫手里的。

妻子没有太多休夫的理由，这跟以前没有多少区别，一般都是丈夫犯了什么奸淫罪，妻子就可以提出离婚，还有就是遭受虐待。

因被虐待，而离婚，这在之前也是法律允许的，有很多判例，但是临时法还规定，在这种情况，妻子是可以要求分更多的家财，索要更多的赡养费，这就不是丈夫能够决定的。

大家点点头，表示也能够理解，并不觉得太过分。

因为这里是有一个前提条件的，就是妻子没有犯七不出之罪，那就是贤良淑德，你还要离婚，那当然是你的不对。

苏轼又道：“不过我还要提醒你们两点，其一，就是士兵之妻，是法律重点保护的。与士兵之妻有染，那可是非常严重的罪，最严重者是可判死刑。虽然也可以通过钱财去和解，但最终的决定权是在士兵手里。”

大家一听，当即怒火中烧，你苏子瞻什么意思，我们是那种人吗？

苏轼打了个哈哈道：“我就是说说，各位切莫在意。”

又有人问道：“那第二点是什么？”

苏轼道：“其二，就是将来的婚契也必须与警署盖章，才能生效，因为如今户婚律涉及到很多财产分割，对于婚期也必须规范。”

势不可挡

此时此刻，毫不夸张的说，整个京畿地都处于一种全民议法的状态。

因为他们随着研读《临时法》，渐渐发现，这一部《临时法》有着诸多特别之处。

倒不是说其中内容颠覆了大家的认知，如果仅仅是这样的话，那是肯定通不过立法会的。

因为目前掌控立法会的，还是士大夫。

而士大夫遵循的肯定还是儒家思想，整部《临时法》就还是基于儒家道德。

就比如说，无处不在的孝道，又比如说，维护丈夫的权威。

可不是说张斐带着新主义来了，打破了儒家价值观，法制之法理念与儒家思想，也并不是矛盾的，张斐在课堂上拿夫妻关系举例，可没有强调夫妻平等，他只是强调妻子也有捍卫自身正当权益的权力，没有突破那条界限。

妻子还是得遵从妇德，但如果丈夫虐待妻子，妻子可以告官，可以诉讼，维护自身正当权益。

但关键就在于，它各方的权益全都写出来了，而这就是整部《临时法》最为特殊的地方。

原本古代的律法原则，是讲究“刑不可知，则威不可测”，但是这个原则，显然不适用于公检法，故此这一部《临时法》，在绝大多数条例中，都是写得非常明确，尤其是包括权益的划分。

这令很多权贵就感到无所适从。

要是不写清楚，关键时刻，就是比谁拳头大，但你要写清楚，人人都得按照规矩办事。

这令他们受到更多约束。

可话又说回来，其中很多条例都是根据判例和敕令来写得，比如说工伤判例，又比如说拆迁补助，等等。

≈lt;div style=≈ot;text-align:center;≈ot;≈gt;

≈lt;script≈gt;read_xia();≈lt;/script≈gt;